2019中国信用4.16高峰-北京中企普信获得重信用企业证书
2019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暨第十五届全国信用体系建设经验交流年会在京举行，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和全国信用教育联盟等单位共同主办，
主题为“推进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出席论坛并致辞。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副司长张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督管理司司长常宇、科学技术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处长赵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王伟分别围绕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特点、
问题与展望等发表专题演讲。社会信用建设理论支撑和政策实践方
向
上图为颁奖现场（左一为中企普信总经理刘庆钦）
经过 20 年的实践，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很多早先的设想都在实践中成为现实，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来看，
2019 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此需要在这个分论坛前瞻性地讨论今后的发展思路、理论支撑以及政策实践方向，
并聚焦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规划纲要，如果需要，应当关注哪些方面？二是至今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应当用怎样的理论来解释刻画？
对新规划纲要的三维理解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林钧跃在回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
指出现在只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前两步”，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新的规划纲要是必要的。
从“应用说”的维度来看，工作重心需要从信息收集转移到信息融合来，
因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应用。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具有工具性，
它应当被看作是社会治理模式的组成部分。林钧跃主任指出，
在这里需要处理三对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城市与行业的条块关系、社会信用体系的“分”与“合”的关系。
按照黑名单制度、联合奖惩机制、市场联防机制、综合性系统
（如举报系统、案件处置系统、跟踪系统、风险预测系统等）的次序安排规划纲要建设的逻辑。
从“完善说”的维度来看，现行的纲要还有一些层面实践得并不尽如人意。在立法层面，
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还未出台，地方性法规的合规性又存在问题，
社会关心的个人信用破产与个人信用修复也悬而未决；在实践层面，
一方面信用投放不均匀，造成了东西部的不均匀。另一方面，
信用行业的品牌化、国际化进展缓慢；在教育层面，诚信教育工程做的不够，职业化教育还需要加大投入。
从“创新说”的维度来看，未来的新纲要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一些尝试：
一是经济化，建议打造信用监管升级 2.0 版，节省政府的行政成本，
把有限的监管队伍用在刀刃上，转变服务型的政府。二是标准化，不仅要统一中国的相关标准，还要借此来达成社会培训、对外交流的功能。
行业呼唤更“接地气”的新纲要
上海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魏文静从参与上海“十四五”规划调研的经历出发，指出应当把应用放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第一位。
从“知信用”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诚信教育工作还有待加强，民众对诚信与信用的概念了解不足，信用惠民等政策没有深入人心。
从“讲信用”的角度来看，联合奖惩等制度建设的目的是让大家讲信用，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
从“出信用”的角度来看，目前信用服务行业太小，机构也不大，
同质化竞争严重，差异化竞争不足，说明行业在产品方面存在问题，
更多的是作为政策支持平台而不是信用服务机构，政府要加强引导市场的良性发展，从而激励企业完成产品的专业化、精细化、差异化与特色化。
从“用信用”的角度来说，政府和市场要双驱动，让信用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考信用”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各个维度考核信用，才能让新技术发挥功效，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
广东省信用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红丽从广东的实践角度，
首先指出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很快，充分发挥了信息化、大数据、
移动支付时代的优势；其中政务领域是发展最快、成效最高的，但是与之对应的市场领域则发展相对滞后，在数据获取、市场规模等方面存在不足。
其次，中国的立法有一点滞后，对于征集什么数据、开放什么数据、
共享什么数据、使用什么数据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一些企业涉嫌违法。
再次，中国的信用应用领域太少，专业机构缺乏应用场景，这种现象，部分是数据原因导致，部分是由于没有完成国际接轨导致的。
此外，很多评级机构还在使用过去传统的一套办法，没有因时而动，在信息化、大数据时代错过了机遇。
最后，张红丽副会长从立法、市场应用领域、国际接轨和专业人才及机构培育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
最后北京中企普信总经理和中国信用行业主办方和全国各地发改委以及信用人士合影留念
(责任编辑：北京中企普信国际信用评价有限公司)
